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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上述问题讨论后，陪审员只需作出是或否的回答。

[4]而对于何谓良好的法律以及良法的标准，在当时条件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给予明晰的论述和阐明，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切入，以现代眼光，回眸历史，窥探未来，探讨何谓良好的法律以及良法的标准。不服从它的人们就是放弃了他的较好的自我，而由于否定一个人的真正本质，他将因此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他已经逃脱了人们称之为处罚的一切其他后果。

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不能解除我们遵守这一法律的义务，它也无需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来加以阐述和解释。有的将是一种法律，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而且看来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他是这一法律的起草人、解释者和监护人。伯克说：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谬误，它比下述主张对于所有的秩序和美好事物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和平和幸福，更具有颠覆性。[10]对此培根亦坚持法律制定的发现论。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绝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

[18] [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5]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目标的法律必须体现根本的、永恒不变的正义。比如各种解释方法，宪法和行政法的比例原则，乃至司法审判中的利益衡量，等等。

课题组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看看能否为规范的制定、修改提供智力支持。因为在实务方面，国内把法律与认知神经科学合在一起进行适用的案例笔者闻所未闻，在学术方面，国内将法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文献也屈指可数。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看完每一期，我都为自己的身边有这样聪明、这样神奇的大脑和造物主（自然）的创造力感到震惊、感慨和感动，带着崇敬而感恩之心面对大脑这个宇宙中最复杂的1.5公斤物质。

如此迅速发展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跟人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有关。传统法律推理模型将法律思维的过程区分为发现与证立两个步骤，以此来调和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挑战。

本文对疑难案的界定采用白斌的导师季涛教授文章中所总结的他在德国访学期间的导师阿列克西教授的观点，包括以下四种：（1）法律语言的模糊性。难办案件在某种意义上与前述疑难案件交错，是指那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适用的结果不具很好的可接受性，法官因此面临艰难抉择的案件。但毕竟在很多实然表述中，存在某些倾向，这一倾向有利于向规范层面移转并推导出规范命题。十八届三中与四中全会的省管司法与巡回法院的决定，通过彰显中立容易让公众产生更高的控制感。

从学界来看，对于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何者为主流，笔者无力参与讨论，在此处也无需进行讨论，因为无论它们两类观点哪个是主流，笔者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本课题的研究，应该是非主流。（3）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有些案件需要法律上的调整，但却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规范适合来用于调整。认为主观程序正义是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平的感受，提高这种公平感有助于营造对法律实施的信任进而有助于法治的实现。这种新秩序形成的根源是同窗逻辑和科层逻辑这两种制度逻辑的双重变奏，同时这也体现了对分配正义的追求。

经验研究表明，公平感的提升来自对法律实施过程的控制感和尊严感。而这种分配正义，不仅体现为特定数值的财富再分配，还体现为满足心理底线的特定心理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下篇中的文章由于作者不同，存在着表述的不同，出于尊重作者作品完整性的角度，课题组予以保留。孟子的两难实践推理模型提示我们，法官在法律发现过程中应恰当地运用司法想象力等司法美德，以便在困难案件的判决中获得最佳的判决结果。

在垂直整合的框架中，认知科学、社会科学和传统法学占据不同的位置，以合理分工的方式推进法学学术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知识大汇聚的智识理想。在文章的最后，他带着满满的情怀，对读者进行了提醒：法教义学是有祖国的，社科法学却是一个浪荡子。因此，不管法官心中如何想，不管法官具体如何操作，不管法官对法条如何进行能动或被动地解释，哪怕在面临一些疑难案件或难办案件时故意采用某种变通性的处理方式，也会在判决书里面一本正经地写明依据哪部法律的哪条哪款做出判决。在深度分析X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再分配事例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扭曲的现象。第五章为认知神经元法学：法学研究的新动向。挺多挺杂的内容：从大众心理学到神经科学 但是，虽然课题组负责人理工科出身，依稀还记得某些理工科知识，但认知神经科学毕竟是一个具有很高的门槛学科。

在平克所作该书推荐序三中，他简要回忆了这个词汇产生的渊源。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或者说，在实然和应然中间可以存在某种衔接的中介。基于此，课题组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上篇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法学，下篇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法学。

这一挑战主要针对法律责任中内在蕴含的自由意志，原有的法学理论中的自由意志，立足于大众心理学，主要从外在行动来分析和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方面。于是，法律和认知神经科学应运而生。

（2）规范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第六章为走向认知科学的法学研究：以法学与科学的关系切入。它既包括不经推理而形成的即时性判断，也包括卡伊曼等人提出的启发式决策方式，是一种适应性意识。第八章为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探讨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

法律责任理论在学界已经成熟并形成通说，与认知神经科学的遭遇，使得法律责任理论的某些内容受到挑战。整体而言，认知神经科学会影响到对法律责任主观方面的认定和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但仍然无法撼动当前主流的法律责任理论。

认知神经科学这个术语是很新的术语，按照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的说法，是加扎尼加在圣巴巴拉的某个私人学术会议上提出的，平克没有说这次会议的具体时间，但从他的个人简历和描述来看，这个词汇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此项研究既推进了法学知识的更新，又为法律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第四章为双系统决策理论视角下的法律推理。其实，本课题一些研究在此次提交的成果并没有体现，因为课题组负责人曾经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中国人法律程序意识如何培养的问题，但实验结果和负责人的预想颇不相符，课题组对问卷设计、实验内容也进行了反思，发现并印证了诸多不足之处，考虑在未来完善相关内容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才说法官是说谎者，只是他们所说的谎言是高贵的谎言而已。所以课题组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借助大众心理学的知识，对一些具体的案例或问题进行解析，另一个则是借助神经科学的知识，探索具体案例或问题。田新玲：《突发公共事件中噪音的传播与消解——以日本强震引发核泄漏危机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原本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的经济理性解释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则更进一步凸显其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个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只要涉及到决策，不管是判决还是裁定，都要有规范依据。一开始就进行磁共振研究，不仅在知识储备上不可行，在经济上也不可行。

传统法学基于意义无涉与价值无涉两点理由来拒绝对法律问题的科学研究，但这种自我辩护忽视了法律实践的规约性特征和法律价值的科学基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有力的回应。

这一自发秩序产生的原因受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吴宇森说，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就会多彩一些。